儒家推崇周礼、推崇三代。其实，他们是在非逻辑性的，片面的、近于虚构、扭曲的历史基础上建立的一套非常实用的同时又有很大的缺陷信仰体系。 　　“周礼”确实是个不小的进步。但是，周礼是有条件的。儒家似乎把它绝对化，一个劲儿地“厚古薄今”。而“周礼”的丧失也是有原因的。周平王东迁，周朝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连自己的地盘儿都保不住，又如何去号令诸侯？随后内部矛盾加剧。周平王想让虢公忌父当卿士，代替郑庄公。可能是顾忌郑庄公太强了。郑庄公是为周幽王抵抗犬戎而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郑庄公的爷爷和父亲对周天王都有很大功劳的。周平王此举有“卸磨杀驴”之嫌。矛盾的结果，周平王让太子到郑国去做人质。庄公也自己的儿子到周平王这儿来做人质。哪有太子做人质的？这对周王室又是一次打击。 　　到了周恒王矛盾进一步激化。周恒王看不惯庄公的骄横，一上台就撤掉他的卿士。庄公就派人割了王室的麦子，肆意挑衅。周恒王率陈、蔡、卫、虢等联军前来讨伐。被庄公击败。周恒王还被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肩膀。 　　至此，周天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牌子就彻底被打掉了。随后就出现了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有三种情况：一、“礼乐征伐”的大权曾层层下移。二、是政在大夫，甚至在陪臣手里。三、庶人也议论政事。 　　但是孔子并没有指出，如果周平王聚集力量对西戎实行坚决打击，以维护“王室”这个“中央”权威，对于他所希望的“天下有道”的意义；以及东迁而不是积极迎接挑战对“王室”这个“中央”的威信的损害和比这更大的危险，就是诱发并激化了内部矛盾，其结果不是功臣受屈就是“天子”权威受损。直至这个“中央”、这个整体有名无实,甚至不复存在。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 　　笔者认为：这就是1882年之所以没能确定“东征之策”的所有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它是中原文明古典政治哲学中固有的不足。后来在应该却没有“东征之策”的“不征”的国策下，慈嬉与光绪没能完成好“权利交接”并由此促发的帝党、后党之争，也是这个不足的延续。所以，对于清政府不能简单地强调“腐败无能”几个字。当然，外部环境变化也过于急剧，就象李鸿章指出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按常理，他的富国强兵可以实现，只是英、美式的扩张势头不可能给他卧薪尝胆的机会。“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当然，英、美的影响确实超乎想象，在笔者看来，似乎怎么夸张都不过分。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同意三家分晋，下至五代十国后周世宗。其核心观点就是加强中央权威，消弱地方势力。特别是限制武将。这是跟孔子所主张的，“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符合的。但是，司马光他的思维同样也就没有涉及“积极迎接挑战”的意义。积极迎接外部挑战才是保证中央权威首先要作到的。近代所有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它。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全力反击就赔款。招致了轻视。其次，才是防止地方足以挑战中央的权威。司马光和宋朝皇帝只强调后一点。以至于“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十战九败。岳飞独立掌握强悍岳家军是这种国策的大忌。他的命运又能如何呢？ 　　春秋时期，周王还是名义上的“共主”；诸侯之间的霸主，还都以“尊王”为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战国期间，各大国的国君，都已自己称王。孟柯也就不提周天子了。他认为无论哪一国的王，只要能行他所说的“仁政”，都可以取周王而代之，成为天下的“共主”，这就是他所说的“王天下”。这可能就是儒家“天下非一姓之天下”的根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新“共主”要是很快又不能实行“仁政”了呢？就再这么循环一次？就这么一次一次地循环下去！ 　　笔者认为，在孔子没有指出“积极迎接挑战”的意义及没有得出“天下失道”即“天子”失去权威的最直接原因的基础上，孟子将这种王朝自发式的变化更替加以规律化，自然化。后来，汉儒的“三统说”既每个朝代开始的时候都是“受命为新王”过了一定时期“天”就要“号”命一个新王。再开始一个新朝代。则是孟子理论的细化，具体化。 　　儒家所盼望的是既大有能力又非常仁慈的“圣人”。这象有点儿像上帝。可“圣人”也就是后来的皇帝，他是人那！有能力不仁不行；光仁慈没有能力也不行。“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意味着“臣重君轻”的状况不能维持。要不重臣把弱君取代；要不重臣早晚被搞掉。因为“重臣”将会把这种“无道”归为“天子”即便时任“天子”是无辜的（像汉献帝），也是必取而代之，更不用说他确实混帐（像梁武帝大兴佛教，耗费资财，民不聊生）；换个角度，“天子”但分有点儿心眼儿，就是必然限制（唐时郭子仪）或铲除“重臣”，特别是武将（不必举例）。这种争夺不仅仅是出于利益。是有着充分的哲学作基础的。 　　孟子承认“君权神授”，但是他还认为“天子”并不是“天下”政治上、经济上的最高所有者，而只是社会中的一个职位。孟子认为“天”选天子，“天子”必定是有“德”的人，即所谓“圣人”。孟子有一个理想的政权转移方式，即所谓“禅让”。老“圣人”选一个小“圣人”让他当宰相等职务，作为学习和考验。如果合格就把他推荐给“天”，使他代替“天子”的职务。笔者也很赞成这种方式。但是，它还有严重疏漏。一、出现两个权利中心怎么办？二、新君如何对待老君极其支持者？用现在的话说是领导人的安全退出和原有权利、利益集团的调整。处理不好，将导致不顾一切的残酷的内部斗争，甚至会出大乱子。其中之一就是“最高权利的交接”问题。它才是秦帝国迅速瓦解的根本原因。并且到如今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孟子所推崇的尧舜禹“禅让”。但是尧舜时代的条件是，实际控制的范围还很小。帝国尚有大量边缘地带。可以将老君及支持者放逐。以防止他们重新崛起。大一统后，这种边缘地带没有了。条件发生了改变。怎么办？就是残酷地屠杀。所以到南北朝时期，东晋、宋、齐、梁、陈等权利转换极其血腥；唐至五代的情况更是糟糕，天下大乱。在笔者看来赵构避开健康（南京）而定都杭州就是忌讳前朝的覆辙。并且坚决打击可以控制军事力量的人。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岳飞年轻、功大、清廉、受爱待，在笔者看来象 神一样完美，又掌有一个王牌军队。他在劫难逃！笔者叹息，岳飞的死就是中原文明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遗憾和尴尬。“功臣难得善果”是人们心目中一个难解的痛。笔者怎么会不理解呢？可是事实上如果“最高职位的轻率转换”稍有不慎，难道往往不是更大的灾难吗？这不能全怪孟子，是后世儒生不能根据新情况而有所超越。 　　孟子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轲把孔丘的“正名”的理论应用于“君”。他反对弑君，但是如果“君不君，臣子就可以不认为他是君。”把无道之君，比如纣王杀死就只算杀死一个罪人。把无道之君给杀了，政权也就转换了。这是孟子的另一种政权转换方式叫“征诛”。这也是汉儒及以后儒家所认同的第二种政权转换方式。 　　这些理论一直就是儒家的基本观点，振振有辞。却有很大漏洞，很容易被曲解、利用。譬如唐末黄巢大起义，黄巢认为，他打到长安，他就是真龙天子了。再如，唐末皇帝很多被太监把持，自身都难保，天下大乱跟他有什么关系？可是，朱全忠还是灭了唐，在儒家这都是可以解释的。他也认为当上皇帝就是真龙“天子”了，按照部分儒家思想，确是如此。按照另一部分儒家思想，别人完全有理由将其打倒。就象他打倒了别人。 　　可是即使是所说的“暴君”产生的问题有多少可以归给他，有多少不该归给他？即使所谓“天下无道”又有多少可以归给君王，有多少是他不能把握的？更到了“征诛”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损失已经太大。具体有效的预防措施在那里？有名无实的君王有没有价值？随随便便就换了。对人对己是不是一定是福。 　　（孟子 第五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就是说尧舜禅让非人所为，乃是天意。 　　笔者以为这是孟子在为有德之君即位寻找依据。让人们支持有德者。这个有德者在这里指的是异姓，而非一姓。这个理论的确立本意是好的。实际上是牵强附会。它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还要大。舜长期执政，各级官员都是他的支持者。也是利益即得者。要是由这些人决定王位该由谁来继承，那么你说的舜还是尧的儿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这里被扭曲了。孟子把主要是“人为的操作”给予神圣化。对于后世，这意味着有一定军事实力，能组织一帮支持者就可以宣布是秉承天意取而代之当皇帝。现在有研究证明尧禅让后所谓的南巡中死于苍梧之野（今湖北宁远九嶷山郊野），不是巡视而是流放。后来这些边缘的未开发之地没有了。就只能是对原有势力残酷地屠杀。而“功臣无善果”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残酷取代的反弹。成了就是王，不成就是寇。魏取代汉、晋取代魏以及南北朝走马灯式的政权取代都是有理论根据的。在儒家这儿能说通。否则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一旦条件成熟是说取代就取代。必然取代。象曹姓，司马姓有独一绝对的实力。对整个社会倒也没有大害。要几个势力相当的都想这么做。可就麻烦了。象“八王之乱”就是这种情况。罗贯中、毛伦，毛宗岗父子想恢复汉帝国，他们找着根本所在了吗？南明的实力实际上比清要大。互不统属，彼此就是斗争，结果都投降，到那儿合一去了。“得人心者得天下”首在有一个坚强的核心。 　　其实孟子的本意是能不断地让有德的“圣人”来执掌王位。这是好意。不能完全否定。只是有缺陷，不完善。儒家的思想核心缺少思辩性。 　　有一点需要提一下，在此之前，笔者了解的是；尧舜禅让在人不在天，还有儒家推崇周礼。实际上孔子认为有一个比周礼更高，更理想的“道”。是我学错了，或者是讲论儒家的人没讲对？ 　　儒家始终推崇“三代”。尧、舜所控制的核心在现今山西省的一部分地区。其周围有大量落后的，待开发地区。其基本事态是“压力较小，相对轻松的扩张。不必集权集利，总体上所辖民众都能获益。”这有点儿象近代英、美所谓“海洋国家” 的事态。它跟孔、孟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孔、孟（还有老子）生活的时代已不存在相对轻松的扩张，反而是相对封闭。而且人口增加，竞争压力巨大。春秋时期曾发生弑君36次，亡国52个，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孔、孟生活的范围主要是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是当时自然条件，人文条件最优越的地区。总体上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了。都是以农耕为主的小诸侯。民众可以教化。其生存环境，生存条件跟尧舜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跟汉唐宋所面对的游牧地区的挑战更有着根本的不同。特别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初期，不集中全力，不富国强兵，根本就无法立足。所以在春秋战国，孔孟的理论不受欢迎。汉、唐、宋均承受巨大压力。这跟三代的情形截然不同。也不存在轻松的扩张。能否全力应对结果也截然不同。北宋大儒，否定汉、唐，称之为“霸道”，反映在具体政策上就是放弃积极地应对挑战。这是在孔孟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他们的自私。也是对现实的无奈。几次北伐都失败嘛。可是不能积极地应对挑战，都被消灭了，成了附庸，还谈什么“王道”、“霸道”。 　　其实笔者非常推崇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要是早些了解这句话，想必就不会那么不管不顾了。“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就是说：“徒手与老虎搏斗、徒步去渡河而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与他共事的。必须是临事能恐惧谨慎、善于谋划而能作出决定的人（我才与他共事）吧！”。我想我之所以没有在暴力上做得太过火以至吃大亏。跟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当然主要还是上帝的保佑。有两本书笔者认为看得晚。一是《圣经》；二就是《论语》。《圣经》一般不是很容易能读不下来。从顺序上我也是先看的《圣经》。尽力读过之后我认定这就是真理。是真正的生命之道。《论语》我看完后，也深感读得太晚。否则，我会少走很多弯路。孔子不愧为“万事师表”。“君子定其心而后语；安其身而后动；定其交而后求”，确是至理名言。所以，对于那么的反对孔子，笔者不太满意。否则，我不至于那么晚才看《论语》。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孙武、孙膑生于齐。而齐王在自身实力未受损的情况下投降。后被饿死。跟这样的话有什么关系吗？

时代在进步,历史只能用来借鉴。“功臣难得善果”在古代真是屡见不鲜.

我个人觉得儒家思想是古老的财富,它的学理系统价值宝贵.今天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需要复兴儒家教育,以儒教文明回向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甚至可以放到大学里当公共课或者放在小淡里当弟子行来学.

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说颜回,根据《论语》记载，颜回是孔子学生中道德品行最好的一个，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安贫乐道"也是儒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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