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寻觅市场经济专利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现在正高速增长，根据邹志庄教授在《认识中国》一书中提到，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9.6%，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9,836亿美元。1998－2002年的年增长率，平均为7.5％－8%，2003年的则为9.1%，2004年上半年已再次超过9%。由1998 －20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够维持年增长率6%来计算，届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便可追上美国（以总值计算，而不是人均生产值）。

　　根据邹教授的分析，现时中国经济有数个环节，属于比较不完善的，像银行体系、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国企营运等。但在这方面笔者比较乐观，法制虽然不可以说是完善，但过去10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所引入的医疗及失业保险，两方面都比香港领先。一般人仍然很担心国企的管治水平，公司的透明度不足、时有贪污和诈骗事件。不过，回顾香港，经济高速增长的六十、七十年代何尝不是有企业诈骗及集体贪污，当日香港的企业管治水平不足，年报及帐目资料贫乏，透明度比现时的国企还要差上一大截。1974年英资的和记洋行帐目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结果出现财政问题，由汇丰银行接管，最后汇丰银行把和记的控制权卖给长江实业，成为今天的和黄。汇丰银行的内部储备一直是市场上的一个谜，直至九十年代才正式公开。

　　实际上现时国企的改革，已有相当不俗的开始，朱镕基总理在2001年“入世”时，表明要借“入世”的时限强逼国企改革，自力更生，“入世”后中国会逐步开放市场，最后让外资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竞争。所以在未全部开放之前，国企都知道一定要努力改革。透过上市的形式，不少大型的国企，无论在管治方面，或业绩的透明度方面，都已经大大改善了。

　　在众多的香港红筹及H股中，只有超级大型国企，才能够在纽约、伦敦及香港同时上市，接受美国、英国及香港的会计制度监管，会计方面的透明度已作出很大的改善。一些大企业：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联通、中国人寿、中国财险、平安保险、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兖州煤业、中芯国际……都是先在香港及外国上市。其中有个别企业像华能国际和大唐发电，于后来再用A股形式在中国内地上市。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外国严谨的制度，来帮助我们这些国企改善管治及提升透明度。中国人寿上市的时候，没有披露母公司正接受国家审计局的调查，引致一些美国投资者以此作为理由，提出集体诉讼，这些外界的抨击令到大型国企管理层，不时要提高警觉，更可以学习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最近更有国企打算在香港以H股及在国内以A股同时上市，这是可取的方向，令A股市场早日与国际接轨。

　　中国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有其优点的，可以补充西方市场经济若干不足之处。尽管美国的监管严密，若干条例刑事化，仍然有不少美国大公司，在管治方面出了人事问题，引致公司走向破产，例如近年的世界通讯（Worldcom）及安然（Enron）事件。这些公司负责人透过复杂的、不合法的交易虚报公司溢利，制造假帐，结果受到联邦政府起诉，但这只是亡羊补牢，不少股东的一生血汗已付诸流水。以今天香港监管水平，香港公司管治仍然处于一个灰色的“自律地带”，亦可以说是一个“无王管”的真空地带。有不少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支取高薪厚禄，把小股东的资金亦侵蚀了，这点笔者会在第四篇讨论选择管理层时，再作详细说明。

　　虽然有部分国企的规模已晋身世界上最大的500家公司，但是管理层的薪酬比香港低很多。在阻吓管理层舞弊方面，中国的方式反而是最有效的，例如中银香港的“刘金宝事件”，并非由香港银监或香港的廉署主导，反而是由中国的执法机关最先发觉及采取行动；中银香港是一家香港注册、香港上市的公司，但香港执法机关在这事件上，如在五里雾中！证明香港的监管制度仍有漏洞。

　　2004年初重庆的“井喷事件”，引致多人死伤，结果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因此辞职，可见中国的问责制机制逐渐建立。事实上，油井爆炸的疏忽罪，在于四川地方的运作主管，而董事长的辞职令人感到国企在管治方面努力推行问责制。除了财务方面的透明度外，企业的运作亦要管理得百分百安全，不容许任何错失。长远来说，这可以增加投资人士对国企的信心。

　　

　　后来经济者的优势

　　

　　笔者最同意邹教授的说法：中国13亿人口是有其好处的，因为这就是市场所在，需求所在。另一强项是：中国以一个后来经济者，反占优势。

　　由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及深圳成立股市至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步伐是有秩序的、有规划的。早期容许地方政府及较细规模的企业上市，后来更容许民间企业，到最近几年很多重点的国家企业都陆续上市。国务院属下的企业仍有180家未上市，包括４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仍处于改革当中。

　　笔者认为有秩序的、有规划的开放政策，是领导人的远见，我们用电讯市场的发展作为例子说明。香港的移动电话业务，早在七十年代末期由香港电话公司引入。开始时是用模拟制式，俗称“大哥大水壶手机”。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营运商推出PCS的单向手机，只能打出，不能接收，要配合传呼机使用，二者都不甚受欢迎。九十年代2G急速发展，即现时仍沿用的GSM及CDMA数码声音传送制式。现时，香港已有６家移动电话经营商，和黄更于今年初推出了3G的手机服务。在科技的急速发展过程中，和黄曾错误投资在PCS的单向手机，最后要作出拨备来撇帐，结束这不受欢迎的玩意。营运中的CDMA 服务，客户人数日渐减少，没有经济效益，早晚定必被淘汰。

　　中国的电讯市场改革是有规律的，脱离纯市场经济的风险。移动电话市场发展步伐比香港慢，但慢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科技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移动电话刚起步便使用GSM，后来亦用了CDMA，开始便到达稳定的平台，避免了在未成熟的科技平台上浪费资源，感觉上是“迟来先上岸”。现时中国迟迟不肯发展3G，亦是明智之举，在这个阶段，2G的收费在国内是有秩序的回落，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５个经营商：中移动、中联通、网通、铁通及中电信，但实际上最大的只有中移动及中联通两家。在开明的政府领导下，容许有限度竞争，容许价格有秩序下跌。从长远角度来看，有限度的竞争令经营商可以有利可图，可以有足够的资金用作持续投资。另一方面，领导人亦希望手机的月费，能够逐步下降，让更多人可以使用这种服务。从经营者的立场来看，中国移动电话市场的增长率比其他国家快，尽管收费持续下降，仍然是一盘有利可图的生意。迟迟不发展3G，一方面要看清科技方向，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大经营商累积更多资金，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决定投资在什么科技方面，是3G或4G，若后者发展成熟，那么中国市场便可以跳上一个更稳定、更高科技的平台。

　　2007年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的时候，外商投资中国电讯市场仍然受到限制，最多只准持有固网或移动电话经营商股权的49%，领导人当然考虑到国家安全，不想市场被外商所垄断。本国经营者能够保留控制权，有足够的竞争能力抵挡外来的竞争。当然，有些观察家表示，中国坚持自行发展3G科技，也是考虑军事秘密可能外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作为重要的战略设备，保护电讯市场亦是无可厚非。笔者认为领导人是有远见的，开放过程中，很多“下游工业”及零售业都已经全面开放，但国家的重要战略市场，则受到特别保护。

　　除了上述的电讯市场，现在的石油开采权都是由３家公司所统筹：中石油、中海油及中石化，外商只限于与这３家公司合作，所以外商不可能垄断中国石油市场，石油当然是军事上的主要战略商品。

　　根据世贸协议，人寿及财产保险市场已逐步开放了。现在只容许外资的保险公司，以合资形式，直接在大城市推广其产品。2004年12月将会实施全国性开放，不过外资仍然受制于合资形式（控制权不可超过51%），接受中国保监会的监察，避免外资因外围的损失而拖累其中国业务。传闻中国将实施强制性的汽车第三方险，届时外资可能无法参与。这一切措施减低了竞争，有规模的保险公司，像中国人寿及中国财险，能够保留他们的市场经济专利。

　　

　　从哪个市场投资中国股票最明智

　　

　　邓小平先生是很有远见的，在他领导下，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5年上海开始有国企“法人股”股票转让（0ver-the- counter）。1990年上海股市正式成立，1991年深圳股市亦成立了。邓小平先生可能见到英国撒切尔夫人能够成功地改革英国国企，并成功地将国企透过上市私有化，所以中国设立了股票市场，走向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在整个股市发展过程中，上海和深圳有A股（只准许国人买卖）及B股（容许外国人买卖）。

　　中国的A、B股市场，有接近1,300家上市公司。但总市值仍比香港小。中国的A股市场到目前仍未有迹象会开放。虽然有 QFII成立，容许外国机构性投资者购入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但活跃程度不高，外国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利用QFII将外币转为人民币，期望人民币升值。A股市场的大型国企数目比较少，除宝山钢铁、扬子电力、一些汽车及银行股外，规模较大的企业，已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的形式上市了，其中有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上市。不过A股股价往往较香港等同的H股及红筹昂贵，平均市盈率达到30倍，比较港股现时的19倍（恒指14,000点）高出许多，以2004 年11月24日的收市价计算，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市场上市的企业，其A股价格较香港股价格平均高出44.1%。所以笔者暂时不会考虑A股市场。

　　B股市场是开放予外国投资者的。现时上海B股市场有50多家企业上市，与深圳Ｂ股市场上市企业数目相差不远，但他们的成交都非常稀疏。一只交投最活跃的股票，单日成交只有数千万元，交投稀疏的，则只有数万元甚至没有成交，大部分成交平均少于一百万元。所以，作为投资市场，笔者亦不会考虑。以香港为例子，一家大规模的国企，如中石油、中移动等，单日成交动辄以数亿港元计，所以外国机构投资者，会选择香港这个市场作为投资中国企业的跳板。

　　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股形式上市的公司超过130家，而且成交活跃，能够容易买卖。另外，最大型的国企亦在香港上市，笔者相信４大银行，最终亦会在香港及纽约上市。

　　

　　红筹及H股在香港上市的经验

　　1982－1985年中英谈判时，香港地产风雨飘摇，为挽救信心及疲弱的地产市道，香港政府将花园道一号，以10亿港元的友谊价卖给中国（香港）银行，当时中银买入这块地皮，是要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早期来港的中资企业，带有政治使命，旨在稳定当日香港的政局。光大集团（红筹买壳上市的始创者）是最早来港的红筹。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光大集团携同资金来港设立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是王光英，代表国务院直辖的贸易单位。王光英是刘少奇主席遗孀王光美的弟弟。光大集团来港后便买壳上市，王光英来港的使命，第一是要投香港政治前景信心的一票，第二是让国家领导人体验市场经济的运作，香港人当然视他为北京驻港的商务代表。当时李嘉诚便与王光英达成协议，将部分卖不出的城市花园单位售予光大集团，以证明北京对香港地产很有信心。李嘉诚在卖出城市花园的住宅单位予光大集团时，长实系属下的上市公司国际城市（城市花园发展商）股价急升，而李嘉诚则被牵涉入国际城市的内幕消息买卖。虽然光大没有直接参与国际城市的股票买卖，但最后王光英被调回北京了。经过这个挫折之后，北京又透过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主席荣毅仁，由他委派其子荣智健带资金来港投资，再对香港政治信心投下一票，荣智健成立办事处，透过买壳（泰富）的形式上市，成为今天的中信泰富，后来更收购了大昌行的业务。

　　进入九十年代，中资企业来港上市卷起第二个浪潮。越秀、粤海、首钢……这些地方国企，也透过在香港买壳上市，但他们再不是带有政治任命，而是要筹集资金回祖国投资。1993年香港政府决定要尽量开放香港的股票市场，容许国企能够以国内注册的公司来香港上市，称为H股；或者以香港注册的公司在香港直接上市，简称“红筹”。上述措施令国企无需再透过买壳上市了。

　　在1993年，第一家国企青岛啤酒来港以H股形式上市，哄动一时，因为这品牌的啤酒当时在香港颇受欢迎。除青岛啤酒外，后来还有上海石化、仪征化纤、镇海炼油及马钢等。

　　另一个浪潮出现于1996－1997年。当时上市的国企有：北控、上实、燕化、鞍钢、大唐发电、华能国际、江苏宁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江铜、深圳高速、浙江沪杭甬和中移动。接近2000年时，更大型的国企像中石油、中联通和中石化也陆续来港上市。

　　

　　筛选“千里马”的标准

　　

　　伯乐筛选“千里马”必有他的标准。以下的指引是用来选择有“市场经济专利”的中国企业：

　　（一）中国经济现正处于由工业带动的起飞时刻，正如日本处于六十至八十年代一样，高速经济增长营造大好营商环境；

　　（二）要合乎拥有“市场经济专利”的要求，这些公司的服务或产品，必须是无可取代的；

　　（三）市场对这些服务及产品的需求是重复性的，所以是有增无减的；

　　（四）竞争当然是无可避免，但不是陷入“割喉式”的过度竞争；

　　（五）公司行业前景比较稳定，受经济循环的影响比较轻微；

　　（六）公司纯利及营业额的增幅都要比经济增长快；

　　（七）股东资金回报率不少于双位数字。

　　笔者希望将过去30年分析公司的经验，每个行业的独特经营窍门公诸于世，方便投资人士在作出投资决定的时候，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及根据，正如广东人的俗语：“女人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在现时如此复杂的社会中，就算单以香港130多家H股及红筹来看，也有很多不同行业，只有少数是属于有“市场经济专利”的生意，大部分行业属于过度竞争的生意（Commodity Business）。

　　轻工业是过度竞争的生意

　　

　　大部分老一辈的香港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轻工业发展，所以投资界对工业股的评价，比较审慎及有保留。笔者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也是毕生难忘：早年丧父，母亲经营一家家庭式的小型布厂，胼手胝足，仅可糊口，全家也要总动员，放学回家后都要到布厂帮忙。从事工业，资金周转永远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需要资金来购入原料及投资机器、厂房及支付员工薪金，但却只有在制成品完成后，才能收到货款。在织布行业，棉纱占了成本的七成，剩下的三成则为支付“灯油火蜡”。员工的薪金及其他损耗维修，数目不菲。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毛利率可能只有10%。但实际毛利率却远低于10%，因为在织布过程中，需要准备较多的原材料，以备不时之需，而在织布过程中，必有断纱破烂情况出现，因此又会多织一些以作“保险”，同时布疋在织成后会出现收缩（所谓缩水）；上述10%的毛利率，实际上包括了很多剩余的存货，现金流入往往只有5％－6%，这个 10%毛利还要支付银行的利息、厂房和机器的分期付款。所以广东人有句俗语：“只见身郁，不见米白”；从来工业家经常地遇上现金周转问题。

　　1967年，英镑贬值，贬值的幅度已把毛利一扫而清。其后英国政府更勒令所有英国进口商（包括布疋进口商），都先要支付100%的按金，才可以透过银行开出信用状，来香港订购货物。英国政府的目的，是要阻遏资金外流速度及减少贸易赤字。所以英国进口商在没法筹集资金下，暂停向香港买入布疋及其他产品。作为一个经营者，母亲当时所受的压力很大，因为厂房的按揭、机器按揭均需每月支付，原料也要支付，又不敢停工（因担心银行会接管），唯一的方法就是由一天的 3班制，改为1班制，只是由早上9时工作到下午5时，再不是24小时开工，当银行派人巡查时，还有一些“样板戏”可以向银行交代，但情况已苦不堪言。

　　母亲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要求汇丰银行代英国进口商支付100%按金，方便英国进口商能够开出信用状来港购买货品，而汇丰银行为英国进口商所支付的按金利息，全数由香港厂家承担（笔者当时在大学毕业后，工余时还会帮忙处理一些文书工作。当日母亲约见汇丰银行旺角分行经理时，笔者就充当翻译员）。100%的按金、４个月的利息支出，就等于整批货款的4%，所以毛利率就得从10%中再扣除4%，只剩下6%了。但因为开工时间减为8小时，生产成本上涨，可以说连 6%的毛利率也赔上了，虽然英镑已贬值了，但订单价钱没有加反而要减，最后只有亏本经营。但厂商的苦处不是行外人所能明白的，纵使亏本也要继续经营，因为厂房及机器仍要分期付款，若工厂停产便会被银行接管，所以只能“望天打卦”，希望能渡过难关。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多，母亲饱历沧桑，所以经常教导笔者说，纺织业是“烂棉衲，无发达”。母亲没有强逼笔者继承“无发达”的布厂事业。

　　当时笔者曾问母亲，既然布厂是无发达的生意，为何还要经营几十年。母亲说：“现时你大学毕业了，有了学历，有雇主聘用。但母亲不懂英文，中文程度也有限，求职相当不容易，只有埋头苦干没有发达的生意。烂棉衲的好处是不用捱冻，勉强温饱。”母亲的例子反映了很多行业都是过度竞争。入门坎低的行业，适合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在人人参与时，便会出现过度竞争，也就成为“烂棉衲”的生意。当时母亲生产的布疋已经无法追上潮流了，要追上潮流，必须更换所有机器及配套设施，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要完成的话一定要负上一笔大债项，以六十年代一部瑞士先进的织布机，需要5万港元，相当于一层过千英尺的住宅单位，要更换 20台织布机，则要100万港元，这还未计算其他配套的设施在内。20台织布机的规模只是很小，不能争取到经济效益。笔者从小时的经验就理解到什么是“烂棉衲，无发达”：笔者当时理解到，作为汇丰银行，它只要作出一个承担，代英国进口商支付进口按金，每年便可额外收取12%的利息，这就是“经济专利”，也是小工业家无法做到的。所以笔者第一次投资香港股票，就是买汇丰银行。

　　笔者从七十年代初，便投身证券分析的工作，接触过不少制造行业，他们很多时都会面对上述例子的问题，尤其是生产中、下游产品的生意。原料价格上涨，便会将毛利率压缩得很厉害。举例而言，若原材料占成本70%，若其价格上升10%，你的成本便会上升7%，而毛利率则相应减少7%；第二个困难是市场的竞争。由于工业没有什么专利可言，任何人有资金，有技术便可参与，市场的价格竞争则无日无之，就算最成功的德昌电机，其微型马达也要年年减价。工业的第三个难处是设备的更新（Re-Tooling），要提高效率，要产品追上时代，便要不断投放更多资金。所以很多厂家都感到生意愈做愈大，但负债也愈来愈大，因为很多新机器设施都是很昂贵的，经常需要融资来添置。

　　从纺织业的困难，也可以伸延到家庭电器业，例如生产彩色电视机。整个电视机最昂贵的组件是真空映像管，工厂若是生产黑白的显像管，其配套设施是不能生产彩色显像管的，因此若要追上潮流，整套设备都要更换及引入新技术。一条生产线能够出产17英寸电视机的显像管，却不能同时生产更大的33英寸显像管。当你能追上33英寸的时候，先进的生产商已经成功地生产Plasma电视机了，现时Plasma的科技还未稳定下来，但是已经有生产商生产液晶体电视机（LCD）。在六十年代时，拥有黑白电视已很满足；在七十年代拥有17英寸彩电已很奢侈；在八十年代则追求33英寸的彩电；到九十年代则向往 Plasma。消费者不断在追求新产品，但厂商则要不断投资更新机器配套，不断融资负债，到头来还不一定能赚大钱，因为科技进步得快，而且有太多对手参与竞争。

　　有一些较“下游”的生产商避免生产昂贵零件，便从不同零件供货商买入零件，从事装配工作，这样投资费用便低得多了。只需雇用一批工人，以流水作业形式装配，产品可以是：收音机、音响、电视机、CD和DVD等，但这种行业也面对同样问题，就是作为最“下游”的生产商，会受到市场价格竞争的冲击。从中国过去的例子，冷气机、雪柜的价钱是不断下降，最后是无利可图。曾几何时，香港人回乡时，会带彩电回去作手信，但现时国内的彩电及其他家庭电器都供过于求，价钱比香港便宜得多。生产商唯一能够赚钱的方法，是要不断扩大市场，甚至跳出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以薄利多销的形式来赚取利润。但作为出口商，又要面对另类的挑战及风险：外汇价格的波动、外国关税与反倾销措施。

　　今天香港只有寥寥可数的工厂能成为世界级的生产商，例如德昌电机及裕元工业，前者是生产微型马达，后者是运动鞋。但当规模到达世界级时，想进一步增长，是会相当困难的。面对原料的涨价，德昌年初时已提出盈利警告。裕元于2004年上半年的营业额为12.58亿美元，比2003年上半年的12.42亿美元，只增长了1.3%，而纯利由1.52亿美元上升至 1.58亿美元，幅度也是很小。所以裕元最近的策略是进行分散投资，积极购入运动服装和其他类型鞋类的生产业务。但分散投资后，其风险亦相应增加，最后又会如何呢？拭目以待吧！

　　广东科龙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冰箱及空调生产商，但今日已无复当年之勇了。2004年上半年，广东科龙的营业额达到人民币50亿元，纯利则为人民币 1.58亿，纯利率只有3.16%。长城科技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电子生产商，但近年的纯利亦是反复；2004年上半年，长城科技的营业额为人民币49亿元，纯利只有人民币1.3亿元，纯利率只有2.65%。

　　

　　表9：工业公司纯利一览

　　年份 广东科龙 长城科技 熊猫电子 德昌电机 裕元工业

　　 （RMBM） （RMBM） （RMBM） （HK$M） （US$M）

　　1995 283 141 339

　　1996 440 165 275 99

　　1997 561 （336） 437 158

　　1998 593 462 （497） 627 171

　　1999 628 340 10 819 195

　　2000 （688） 280 179 1,056 210

　　2001 （1,491） （136） 247 1,134 213

　　2002 84 57 99 864 223

　　2003 191 178 102 1,170 308

　　

　　汽车和钢铁业的挑战重重

　　

　　汽车和钢铁工业，实际上也是过度竞争的行业（Commodity Business），它受到大小两种循环所影响。大循环要看世界的趋势，以钢铁业为例：十八、十九世纪时，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最先建立钢铁王国。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中，美国成为最大钢铁生产商。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日本曾经是最大的钢铁生产商。现在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则是中国。此之为大循环，由一个已发展地区转移至发展中经济，下一步会否转移至印度呢？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汽车的工业也有其大循环。最早期的汽车生产始于欧洲。二十世纪初，真正大规模的生产在美国出现。当时被视为新兴行业，有超过100家汽车生产商，同时在美国出现。到1929年美国每年汽车生产量达到500万辆。今天，在美国只剩下３家大生产商，全年产量千多万辆。随后而至的是日本，她的汽车工业曾一度横扫全球市场。今天，中国的汽车生产商也有100多家，2004年全年产量，估计可以升达240万辆。平均每个生产商出产2.4万辆一年，是一个低效率的运作。汽车业在中国只是一个起步阶段，就像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有不少汽车生产商，终会被淘汰或被收购合并，走向更有规模、更有效率的发展。现时中国比较大规模的汽车生产商，都是与外国大的汽车生产商合作，骏威与本田在广州生产，由2000年的数万辆增产至现时的十多万辆；上海自行车则分别与大众（Volkeswagon）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合作；华晨则与宝马（BMW）合作；第一汽车则与大众、丰田（Toyota）及奥迪（Audi）合作；庆铃汽车与日本五十铃合作；东风与日产（Nissan）及法国标致（Peugeot）合作；长安汽车与福特（Ford）及铃木（Suzuki）合作。现时中国的汽车市场每年销量接近500万辆，理论上，本地生产可以由现时的240万辆继续提升，取代进口汽车。不过，进口车辆代表高档商品，不是每位消费者都愿意接受本地生产的汽车。国内生产的汽车仍要面对重重挑战：

　　（一）本地生产的汽车，在未来一段时间一定会不断减价，保持竞争力；因为世贸规定中国在2006大幅度开放市场，届时汽车进口关税便会减至25%，大批外国生产商正准备进占中国市场。这是困难之一。

　　（二）中国汽车生产商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汽车生产需要大量钢铁、铝及塑料材料。石油、铝及轧钢价格的上升会带来直接冲击。

　　（三）第三个挑战是中国生产商的规模未够大，所以效率未达至最高水平。

　　（四）第四个挑战是设备更新（Re-Tooling）费用。引进任何新款式的车型，或任何外观上的改变，其外壳压缩模具（Stamping Mould）都要更新，内部配件的改进，亦需要新的装配工具，而费用是相当昂贵的。科技方面，在环保及节省能源的大前提下，需要不断改良设计，因此需要不断投入更多资金去更新设备。科技的进步就像彩电发展那样急促，而困难亦步亦趋。

　　（五）第五个挑战是品质的保证，每一辆车有超过一万件配件，来自不同的供货商，只要某一组配件的品质出现参差，有机会构成危险时，车厂都要负责回收，更换有问题的配件。

　　（六）第六个挑战与宏观调控息息相关。汽车始终是奢侈品，很多时需要分期付款的。在宏观调控下，政府收紧信贷，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汽车销量立时放慢。现时大小中国车厂都一致倾向减价促销，虽然市场需求大，减价可以促销，但如果效率无法提高，最终将有无数车厂，进入无利可图的困局，这是小循环。大循环则是在购并及淘汰下，最终只会剩下数家大型的汽车生产商。

　　

　　表10：汽车股的纯利一览

　　年份 骏威 华晨 庆铃

　　 （HK$M） （RMBM） （RMBM）

　　1993 263 482

　　1994 （149） 522

　　1995 （233） 178

　　1996 （570） 426

　　1997 32 525

　　1998 24 308 444

　　1999 38 645 452

　　2000 453 959 513

　　2001 724 900 263

　　2002 1,092 651 147

　　2003 1,687 936 158

　　

　　过去10年汽车公司的业绩，与宏观调控息息相关。在这３家公司中，较成功的是骏威，它与本田汽车厂合作。过去数年的策略是通过不断增加产量，作为减低成本的方法。2004年9月中骏威宣布中期业绩后，虽然纯利大幅度增长至9.24亿港元，较2003年上升37.1%，但股价却不升反跌，说明了中国汽车生产行业面临价格竞争的困难。笔者是不会沾手这个行业的。

　　钢铁业除前文所述的大循环外，本身的小循环，亦受经济气候影响。如果汽车销售、基建及房屋建筑工程放慢，钢铁的需求便会下降。中国现时钢铁的消耗量，达到全世界总产量的30%。美国现时亦是钢铁的进口国，所以美国汽车销情，对世界的钢铁价格亦影响深远。中东伊拉克对厚钢板需求殷切，因为恐怖分子伺机袭击美军的运输补给线，美军只有放弃普通运输军车，被迫采用重型装甲车作一般运输用途，一时重型装甲车供不应求，生产商之一Armour Holdings应美国政府要求，将每月生产量由30辆大幅提升至450辆，额外的生产每年要多用1,500万吨厚钢板。海上运输紧张，船租急升刺激船公司一窝蜂订购新船，船厂亦需大量钢板来造船。单靠中国的调控，一时无法改变钢铁的短缺，可能要等到2006年，供求才达到平衡，届时钢铁价格才会回落。

　　钢铁行业受经济循环影响特别明显，其下降周期比其他行业来得长，上升期来得急促而短暂。例如表11所显示，1993年的马钢，纯利达到人民币17.5亿元后，连续五年下跌，至1998年出现人民币1.68亿元的亏损。其后４年逐步回升，至2003年溢利才超过1993年的水平，达到人民币26.6亿元。 2005－2006年可能是这循环的顶点。从1993年至2004年，马纲的循环经历12年。鞍钢及重钢的溢利，都是离不开循环的轨迹，所以是很反复的。

　　

　　表11：钢铁企业纯利一览

　　年份 马钢 重钢 鞍钢

　　 （RMBM） （RMBM） （RMBM）

　　1993 1,758

　　1994 749

　　1995 43

　　1996 81 169 636

　　1997 62 214 494

　　1998 -168 44 174

　　1999 13 -50 295

　　2000 100 199 491

　　2001 152 207 367

　　2002 308 286 598

　　2003 2,659 977 1,433

　　

　　这个行业的循环特色是下降周期较长，暴利的时间是比较短暂，因为钢铁产品，是必须符合世界性标准，产品价格也需紧贴世界市场；在经济复苏初期，是无可能大幅加价的，若加幅太大，相信整个市场会充斥着进口钢铁。所以只有在经济过热时，才能出现价格上涨，从而获取暴利；可是经济一旦过热，中央政府又会推出宏观调控，令价格急速回落。所以这个行业是不容易经营的，也是不值得长线投资的，只适合专业投资者利用反循环的形式捕捉周期的高低点。

　　

　　化工业属“中游”行业，

　　投资大，回报低

　　

　　投资化工厂牵涉庞大资金，而且需时数年才能建成一家化工厂。作出一个投资决定来兴建新设施时，行业往往是处于经济过热的循环高峰期，当产品出现供不应求及价格飙升时，才使管理层认为有利可图，作决定投资新厂。但当多家化工厂同时作出这样的决定，结果在三数年后大量化工设施又会同时投入生产，令到产品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于是下跌；届时各化工厂，又会停止兴建新厂房。换言之，这个行业的生产商，不断重复着这样一个循环。与钢铁一样，化工产品也是跟随世界性标准的。经济过热而令产品价格上涨的日子并不能持久，如果本地产品的价格太高，必会带来进口产品的竞争。化工始终是“中游”产品，外围油价的波动，决定原料成本的价钱。化工产品能否加价，则视乎其他的因素：例如其他行业的盛衰情况，若是汽油产品，价格更是由政府决定的。

　　看看表12数家化工厂的业绩，会发现化工行业本身循环性很强，例如仪征化纤，其出产的纺织制品原料，是受到纺织市场的循环影响的。作为一家“中游”产品的公司，其原料又受到石油价格所影响。不论成本或产品价格波动都很大，所以仪征化纤在过去11年已出现了三起三落的现象。就算石化中的强者如上海石化，在1998年及 2001年，亦出现两次大幅度的倒退。镇海炼油的主要产品有汽车及飞机用燃油，过去11年的业绩相对比较稳定，现在正经历第二个上升循环。北京燕化在8年的上市纪录中，1998年及2001年亦出现两次大幅度倒退。

　　这个行业处于很被动的位置，只适合专业投资者利用反循环来捕捉高低点，作为长期的投资，往往要接受“过山车”式上落带来的考验，不值得考虑。

　　

　　表12：化工企业纯利一览

　　年份 上海石化 仪征化纤 镇海炼油 北京燕化